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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
余于长沙公为族，祖同出大司马。昭穆既远，以为路人。经过浔阳，临别赠此。
长沙公：指陶延寿。于：犹“与”；族：宗族，家族。祖：陶延寿是陶侃的玄孙，陶渊明是陶侃的曾孙（非嫡系），这里的“祖”兼指对方的曾祖父辈与自己的祖父辈。大司马：东晋名臣陶侃，曾任太尉，封长沙郡公，后拜大将军，死后追赠大司马。昭穆：指同宗世系；古代贵族宗庙制度，二世、四世、六世居于左，叫作昭；三世、五世、七世居于右，叫作穆；既远：指世次相隔已远。路人：过路之人，指关系疏远，彼此陌生。浔阳：地名，在今江西九江市，这里是陶渊明的家乡。
同源分流，人易世疏，慨然寤叹，念兹厥(jué)初；
同源分流：同一水源分出的支流，比喻同一宗族的不同后代。人易：人事变更；世疏：世系疏远。寤：通“悟”，觉悟，醒悟。厥：其；厥初：当初的始祖。
礼服遂悠，岁月眇(miǎo)徂(cú)，感彼行路，眷然踌(chóu)躇(chú)；
礼服：服丧的礼服，这里指宗族关系；古人因血缘亲疏关系不同，丧礼之服也有别，有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绸麻等五种；悠：远，指关系的疏远。眇：同“渺”；眇祖：指年代久远。行路：行路之人。眷然：恋慕的样子。踌躇：犹豫不决，徘徊不前。
于穆令族，允构斯堂，谐气冬暄(xuān)，映怀圭(guī)璋(zhāng)；
爰(yuán)采春华，载警秋霜，我曰钦哉，实宗之光；
爰：语助词；采：光彩；华：同“花”；爰采春华：光彩如同春花；这里是形容长沙公风华正茂，功绩卓著。《宋书·高帝纪》载：“义熙五年（409年），慕容超率铁骑来战，命咨议参军陶延寿击之。”可知陶延寿于义熙间颇立功业。载：通“再”，又；警：惕；载警秋霜：惕于秋霜之微；是说长沙公立身处事机敏练达而小心谨慎。钦：敬。实宗之光：实在是宗族的荣光。
伊余云遘(gòu)，在长忘同，笑言未久，逝焉西东；
伊、云：语助词；遘：遇。长：长辈；指作者为长沙公的长辈，同：指同宗。逝：往，去；这里指分别。
遥遥三湘，滔滔九江，山川阻远，行李时通；
三湘：泛指湖南，这里指长沙公将返封地长沙。九江：指作者所在地。行李：使者；行李时通：经常互通音讯。
何以写心，贻(yí)此话言，进篑(kuì)虽微，终焉为山；
写：抒发，倾泄。贻：赠送。篑：盛土的竹器。为山：指建立功业；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，加一筐土虽然很少，但积少成多，最终亦能成山；这里是勉励长沙公不断进德修业，最终可以建成伟大的功业。
敬哉离人，临路凄然，款襟或辽，音问其先。
敬：有“慎”的意思；离人：离别之人，指长沙公。临路：上路，登程。款：诚，恳切；款襟：畅叙胸怀；辽：远。音问其先：是说可以常通音讯。
参考资料：
译文注释
余于长沙公为族，祖同出大司马。昭穆既远，以为路人。经过浔阳，临别赠此。
与长沙公是同一宗族，祖先都是大司马陶侃的后裔；由于世次相隔已远，彼此也互不相识；这次路过温阳而得相会，临别之际，以此诗相赠。
长沙公：指陶延寿。于：犹“与”；族：宗族，家族。祖：陶延寿是陶侃的玄孙，陶渊明是陶侃的曾孙（非嫡系），这里的“祖”兼指对方的曾祖父辈与自己的祖父辈。大司马：东晋名臣陶侃，曾任太尉，封长沙郡公，后拜大将军，死后追赠大司马。昭穆：指同宗世系；古代贵族宗庙制度，二世、四世、六世居于左，叫作昭；三世、五世、七世居于右，叫作穆；既远：指世次相隔已远。路人：过路之人，指关系疏远，彼此陌生。浔阳：地名，在今江西九江市，这里是陶渊明的家乡。
同源分流，人易世疏，慨然寤叹，念兹厥(jué)初；
同一源头分支流，世系渐远人相疏；感悟此理深慨叹，因念彼此同初祖；
同源分流：同一水源分出的支流，比喻同一宗族的不同后代。人易：人事变更；世疏：世系疏远。寤：通“悟”，觉悟，醒悟。厥：其；厥初：当初的始祖。
礼服遂悠，岁月眇(miǎo)徂(cú)，感彼行路，眷然踌(chóu)躇(chú)；
血缘宗亲渐疏远，岁月悠悠不停仁；感叹族亲成陌路，犹豫徘徊心恋慕。
礼服：服丧的礼服，这里指宗族关系；古人因血缘亲疏关系不同，丧礼之服也有别，有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绸麻等五种；悠：远，指关系的疏远。眇：同“渺”；眇祖：指年代久远。行路：行路之人。眷然：恋慕的样子。踌躇：犹豫不决，徘徊不前。
于穆令族，允构斯堂，谐气冬暄(xuān)，映怀圭(guī)璋(zhāng)；
君为同族美名扬，弘扬父志功辉煌；温文尔雅谦和态，美德生辉映圭璋；
于穆：赞叹之辞。毛传：“於，叹辞也；穆，美。”令：美，善。允构斯堂：指儿子能够继承父业；允：诚信，确能；堂：正室，喻父业。谐气：和谐的气度。冬暄：像冬天的阳光般和暖。暄：暖和。映：辉映。怀：胸怀。圭璋：宝贵的玉器。这句是说长沙公的胸怀与可与美玉相映生辉。这两句赞美长沙公气度温和，品德高尚。
爰(yuán)采春华，载警秋霜，我曰钦哉，实宗之光；
风华正茂光灿灿，立身谨慎防秋霜；可钦可佩令我赞，君为我族增荣光。
爰：语助词；采：光彩；华：同“花”；爰采春华：光彩如同春花；这里是形容长沙公风华正茂，功绩卓著。《宋书·高帝纪》载：“义熙五年（409年），慕容超率铁骑来战，命咨议参军陶延寿击之。”可知陶延寿于义熙间颇立功业。载：通“再”，又；警：惕；载警秋霜：惕于秋霜之微；是说长沙公立身处事机敏练达而小心谨慎。钦：敬。实宗之光：实在是宗族的荣光。
伊余云遘(gòu)，在长忘同，笑言未久，逝焉西东；
彼此偶然一相逢，我愧辈长忘同宗；笑语欢言尚未久，君将离去各西东；
伊、云：语助词；遘：遇。长：长辈；指作者为长沙公的长辈，同：指同宗。逝：往，去；这里指分别。
遥遥三湘，滔滔九江，山川阻远，行李时通；
三湘遥遥君归处，九江滔滔我意浓；远隔山川路途阻，频将音讯互为通。
三湘：泛指湖南，这里指长沙公将返封地长沙。九江：指作者所在地。行李：使者；行李时通：经常互通音讯。
何以写心，贻(yí)此话言，进篑(kuì)虽微，终焉为山；
如何表达我心意，且送几句肺腑言；积土可以成高山，进德修业是圣贤；
写：抒发，倾泄。贻：赠送。篑：盛土的竹器。为山：指建立功业；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，加一筐土虽然很少，但积少成多，最终亦能成山；这里是勉励长沙公不断进德修业，最终可以建成伟大的功业。
敬哉离人，临路凄然，款襟或辽，音问其先。
愿君此去多保重，相送登程意凄然；路途遥远难再晤，愿得音讯早早传。
敬：有“慎”的意思；离人：离别之人，指长沙公。临路：上路，登程。款：诚，恳切；款襟：畅叙胸怀；辽：远。音问其先：是说可以常通音讯。
参考资料：
赏析
这首诗共四章，诗人以长者的身份，一方面感叹宗族的悠久历史，赞美宗族的传统美德，另一方面赞扬长沙公能继父业，并勉励其不断进德修业，希望日后常通音讯。
陶渊明与长沙公虽然同宗，但由于支系略远而形同路人，这不禁使颇重亲情的陶渊明有些失意，“眷然踌躇”。但临别之言，作者并无抱怨而是以长者口吻，述先祖之洪烈，赞宗族之美德，而长沙公又能“允构斯堂”，“实宗之光”，颂扬其继承祖业的才识与功绩。这是一种长者的期盼与肯定。“笑言未久，逝焉西东”道出即将离别的不舍，二人言谈相投，惜别之情自然而生，“逝焉西东”乃见聚散匆匆，失意与怅然交渗其中。临别寄殷勤之意这是必然，更何况二人又是同宗之亲。此地一别有“三湘”“九江”阻隔，路途遥远，希望能书信相通，聊慰相思之情。“进篑虽微，终焉为山”是作者对长沙公的劝勉，虽为临别之言，但能见出作者勉励长沙公继续进德修业再荣宗族的真诚。
全诗以长者口吻娓娓道来，既道出自己与长沙公的宗族亲情，又体现出长者对晚辈的殷切关爱，语气和蔼，态度恳切，体现出诗人重视立身处世的积极人生态度和对亲情关系的敬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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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时期，地处东南的吴国是立国时间最长的国家。但在孙权病亡前后，统治集团内部在继承权问题上就乱开了。朝官分成拥嫡、拥庶两派，为废、立太子斗争非常尖锐。公元252年，孙权去世，内部矛盾很快表面化，宗室和大臣间彼此屠戮，长期进行争权夺势的斗争。孙权之后，由孙亮、孙休先后称帝，为时不长。公元264年，由孙皓执政。这个吴国的末代皇帝凶顽残暴，穷奢极侈。他用剥面皮、凿眼睛、灭三族等酷刑杀人。后宫已有数以千计的宫女，还在民间掠夺少女。甚至明令年年上报“将吏家女”的名册，女孩子一到十五、六岁就要“简阅”一番，供其挑选。暴虐的政治，苛酷的剥削，激起人民不断起义，终于将吴国推进覆灭的深渊。
在吴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迁都事件。公元211年，孙权从吴迁都秣陵，并改名建业（即今南京），后来随着政治、经济形势的发展，孙权迁都鄂，改名武昌。229年，又还都建业。很有进取精神的孙权，十分重视这两个军事重镇，通过建都，使两地经济日臻繁荣；尤其是建业，成了南方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中心。到孙皓时代，公元265年，他在西陵督阐的建议下，也来了一次迁都。什么原因呢？据说“荆州有王气”。而建业宫殿已破旧。这个贪欲无度的暴君但求享尽人间欢乐，于是吹吹打打地从建业搬到武昌，并下令扬州地区的人民远道从长江送去供享乐的一切耗资。沿江人民怨声载道，苦不堪言。
“政事多谬”，加上“公私穷匮”，虽然孙皓还在醉生梦生之中，可国政已是风雨飘摇、岌岌可危了。左丞相陆凯是孙权留下的旧臣，对孙权的治国之道有切身感受，对孙皓的腐配专横有冷静观察，算得是个统治集团中的清醒者。凭借旧臣身份，还敢于直言疏。《吴孙皓初童谣》就是陆凯在武昌劝孙皓时引用的一首童谣。陆凯在这个奏疏中，痛陈国衰民弱之现状，力劝孙皓“省息百役，罢去苛扰，科出宫女，清选百官。”孙皓当然十分不悦，只是慑于陆凯的“宿望”，才没有加害于他。
《吴孙皓初童谣》仅短短四句，却从中透露出了人民的苦难、怨恨和不平。尽管武昌有美鱼可烹食，有房屋可停居，但百姓宁愿到建业去，即使在那里只能饮水充饥，以至如履死地，也心甘情愿，在所不辞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武昌为孙皓所居，人民苦于暴政久矣，已不能共存于一处。当然，这里还有一层深意，那就是建业曾是孙权的古都，人民向往建业，实是怀念创业皇帝孙权。当时为了备战，孙权虽然也曾强赋厚税，然而他个人尚能自持节俭。在倡导发展农业生产时，他不但赞同陆凯开垦农田的命令，而且主动提出他和儿子们亲自受田耕种，“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。”公元247年，建业宫年久失修，武昌宫已用了二十八年，这些材料不能再用，建议采伐新材以筑新宫。孙权不许。认为正是战争期间，百姓负担已重，如若再有通伐，就会妨损农桑。坚决让臣下搬来武昌宫材瓦改作太初宫。对比孙皓的暴虐贪残，人们能不痛恨万分吗？童谣正是通过向往建业、远避武昌这种直率的语言责孙皓。以宁死而不愿留居武昌的激愤之声，揭露了当时“苛政猛虎”的血淋淋社会现实，控诉了孙皓集团的滔天罪恶，抗议了他们的胡作非为。
当时永安山区的农民忍无可忍，在施但领导下发动了一场起义。初则数千人，发展到万余人，直杀至建业城里，给孙皓政权以极大威胁，就在这种怨人怒的境况下，孙皓不得已于266年冬天灰溜溜地还都建业，一方面血腥镇压施但义军，一方面以此平息朝野反抗。但是，他的骄奢淫欲并就此收敛。一到建业又耗费数以亿计的资财筑起了一座显明宫，“大开园囿，土山楼观，穷极伎巧。”陆凯也曾强劝，而孙皓至死不悟，终于弄到财竭国亡的地步。
这首歌谣为陆凯作为例证引用于奏疏中，但保留着民谣朴实生动的面貌。它用强烈对比的手法，从正反两方面突出反封建暴政的主题思想。相近的句式，相近的韵脚，成为在民间口相传、不胫而走的有利条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