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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，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。左思一生，虽然“良图”变成了梦想，志向没有得到伸展，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，滚进污淖之中，却是断然割断俗念，“归隐田园”，洁身自好以终。而写于早年的《咏史八首》，成了左思平生思想、节操的写照，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。
《咏史八首》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。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，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，晋灭吴之前。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。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。公元二七三年（晋武帝泰始元年），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，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。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。左思入洛阳的时间，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。左思来到洛阳，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，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，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，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。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、艰难，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，并反映在《咏史八首》诗中。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。诗中有“长啸激清风，志若无东吴”（其一）句。晋灭东吴，是在公元二八〇年（晋武帝太康元年），《咏史八首》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，则是肯定的。
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：“左眄澄江湘，右盼定羌胡。功成不受爵，长揖归田庐。”（其一）左思的动机，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、信美，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。然而统一中国，安定局势，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。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，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，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之后，三国鼎立的局面，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，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，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。三国后期，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，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。公元二六五年，晋政权正式成立后，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，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。夺取东吴，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，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。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，为形势所推动，有志于全国的统一，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，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。只是到了洛阳，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，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，爆发了，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。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，指出左思有很强的“功业心”，这无疑是正确的。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“功业心”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，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，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，这样才能更明晰、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。
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，并非徒作大言，纸上谈兵，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。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：“畴昔览穰苴”（其一），即读军书兵法。在封建社会中，习文秉武，虽然并非什么罕事，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，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。魏晋期间，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。士族以“积世业儒”为贵，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，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。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，立志到疆场上去，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，这是可贵的。而且，随之左思居住洛阳，见闻到“边城苦鸣镝，羽檄飞京都”（其一）的情况，更是急不可捺，跃跃欲试。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，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，即使有一割之用，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。
但是，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。晋实行“门选”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，从而造成了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的局面。更有甚者，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，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。《晋书·左思传》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：陆机听说左思构思《三都赋》，抚掌大笑，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：“此间有伧父，欲作三都赋，须其成，当以覆酒甕耳。”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，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。左思的门第寒下，虽然才高志清，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冷酷的现实，使左思献身无门，报国无期，怀着无限的愤慨。《咏史》其二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。诗中，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，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；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，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。松质柏节似的人才，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，其原因为“地势使之然”，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。然而士族制度，又是“由来非一朝”。汉张汤、金日磾的子孙，凭借着先人的荫德，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。而奇伟出众的冯唐，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。在此，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，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，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。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，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，更加显得有力。
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，左思毅然却步了，在《咏史八首》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。左思居住在洛阳，面对着“落落穷巷士，抱影守空庐”（其八）的情景，愧恨交加，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。因此自责自惭地说：“自非攀龙客，何为忽来游？”他想步许由的后尘：“振衣千仞岗，濯足万里流。”（其五）虽然想做段干木、鲁仲连式的人物，“当世贵不羁，遭难能解纷。”（其三）但是，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，愈演愈烈；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、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。况且腐败的政治，残酷的杀夺，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。“俯仰生荣华，咄嗟复雕枯。”在这样的时代，“饮河期满腹”的偃鼠，“巢林栖一枝”的鹪鹩，“可为达士模”（其八）。弃却富贵，退居乡里，以求洁身自好，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。田园生活，远离杀夺中心，使左思怡然自得，乐陶其中（见《招隐》之二）。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：“高志局四海，块然守空堂。壮齿不恒居，岁暮常慨慷。”（《杂诗》）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，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。
就是这样，左思的《咏史八首》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，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，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。另外，《咏史八首》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。
第一，力矫太康颓靡文风，承继建安雄健骨力。
晋初太康文坛上，总的创作倾向是：刻意摹仿古人作品，很少结合现实实际；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，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。在这种颓风面前，左思则独树旗帜，以《咏史八首》为代表，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“以情纬文，以文被质”的优秀传统。虽然以咏史名篇，不是左思首创，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，精心选择史实，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、情感，借咏史以抒情，借抒情以讥世。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，“堆垛寡变”的局限，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、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。钟嵘说，左思的《咏史八首》“文典以怨，颇为精切，得讽喻之致。”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。在艺术形式方面，《咏史八首》并非不注重，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，于浮泛之外求深蕴，质朴自然，奔放沉郁，绝少雕镂的痕迹。综上两个方面，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“左思风力”（《诗品》）。王夫之则说：“三国之降为西晋，文体大破，不绝于来兹者，非太冲其焉归？”（《古诗评选》卷四）这些评价是公允的。
第二，才志结合，浑然一体。
陈祚明曾说：“太冲一代伟人，胸次浩落，洒然流咏。似孟德而加以流丽，仿子建而独能贵简。创成一体，垂示千秋。其雄在才，而其高在志。有其才无其志，语必虚矫；有其志而无其才，音难顿挫。”（《采菽堂古诗选》卷十一）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，在于才志结合，是很对的。左思的艺术才能，使《咏史八首》，每首都可以独立，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；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、情操的金缕线，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，浑然一体，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。其一，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，可谓全组诗的总纲；其二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；其三，表示要以段干木、鲁仲连为榜样，另僻蹊径，以期报国；其四，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，成就自己；其五，再写此路不通，而想追奔许由；其六，赞誉荆轲，借以披露情怀；其七，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，以慰心中的不平；其八，写社会的黑暗，决心避世，求洁身自好。这些作品中，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，奔泻翻腾；又似九曲黄河，曲折回环，一咏三叹，反复宛转。慷慨悲壮之中，有细腻旖旎；低音纤气之内，又挟滚滚沉雷。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，分别写在各首之中，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。因而《咏史八首》“遂为古今绝唱”（胡应麟语），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。
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，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，他所写的《咏史八首》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，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，如消极避世的思想，虚无无为的思想。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《咏史八首》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，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，而有所忽视。
译文
注释
自古皆有没，何人得灵长？
灵长：与神灵一般长久。
不死复不老，万岁如平常。
赤泉给我饮，员丘足我粮。
方与三辰游，寿考岂渠(qú)央！
方：当。三辰：指日、月、星。考：老。渠：同“遽”，忽然。
参考资料：
译文注释
自古皆有没，何人得灵长？
自古人生就有死，谁能长寿命不亡？
灵长：与神灵一般长久。
不死复不老，万岁如平常。
竟有不死也不老，命活万岁也平常。
赤泉给我饮，员丘足我粮。
赤泉之水供我饮，员丘之树我当粮。
方与三辰游，寿考岂渠(qú)央！
日月星辰同我游，哪能很快把命丧！
方：当。三辰：指日、月、星。考：老。渠：同“遽”，忽然。
参考资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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枝叶茂盛，其花飞于上天。夕则与日同没于虞渊之处，朝别暴其身于九天之涯。椅梧虽历经千载，仍待价而沽，虽不见售，犹孤寂执守，乐天俟命。椅梧所生长的地方，群峰高而多，远望高大雄伟，仰视则巍然秀出，府视则云气四布，神渊吐其流水，有狂涛奔腾咆哮，也有寂静无声，挣拥山丘之明显对比。在这个地方盛产宝玉，清露滋润，惠风吹拂，静谧清闲，呈现了自然神丽的幽静，令人羡慕喜乐。
在第二段叙述了制琴的始末及其音声。先是叙述隐士慕此自然神丽之佳境而来游，眺望四周之景，山之峻伟，海之辽阔，皆足以洗涤浴虑，遂生长许由，长隐山林之志。这种因景生情，遥慕古人之遗音，目睹此山之格，思藉物以托志，于是就取此格以制琴。从这里看来，琴音就是隐士之心声，而隐士之心声也就是嵇康的心声。接下来叙述了制琴的过程，为强调此琴之不凡，到了几位传说中的名匠乐师参与了制琴的工作。琴音调和均匀，琴身雕满花纹，镶嵌了象牙、翡翠等名贵的宝玉。接着叙述初调琴音之时，各种音调此唱彼和，高低相应，发出共鸣之声，在演奏白云、清角等曲时，或纷纭如山泉之淋浪流离，或涣散如沼泽之漫衍滋润，或鲜明如禽鸟之高飞，或奔驰如骏马之相追，或滂沛腾跃而争流，或收敛明盛而繁细。以崇山、流波来形容琴音，且巧妙暗寓“伯牙鼓琴，志在登高。钟子期曰：“善哉，峨峨兮若泰山。”志在流水，钟子期曰：“洋洋兮若江河。”的典故，以添联想之情趣。琴音有时郁滞如烦宽愁苦，有时开朗而舒展婆娑。琴音之四散播成，如水之霍濩而出，如花之纷葩盛开。琴音有时如敛容持节之官吏，变化有节，有时如功成业就之大员，舒徐不迫。琴音广大和舒，甚以明媚之声结束，而其余音仍飘荡于空中。
在第三段中，叙述了女子之弹琴处处有闺中女子之衣香鬓影、如子弹琴得心应手所奏之渌水、清徵、雅畅、微子等诸曲，声音宽和明朗，弘大润泽，从容自得。抚弦而歌，新调迭出。接着是叙述了歌辞的内容，实际上是嵇康的心声，在这段歌辞中充满了游仙的思想及庄子齐万物，一死生之思想。当乐曲要结束，而众音将歇之时，改弹妙曲，引起了另一高潮。美人和悦之颜色与洁白之手，使得佳人妙曲相得益彰，接着是摹拟了弹琴的情况与琴音之多，琴音之离合，始则高下相杂糅，其状似背道而驰，实则两种不同之优美声音同行，如双马并驰，比翼双飞，终于同其归趋。琴音有时相互漫驾而不乱，有时相互离异而不绝，有时偏激而慷慨，有时怨妒然不忍远去。忽然飘然而轻快，忽然留连而四布，有时繁密急促，骆驿不绝。听琴者拊掌赞叹，音声之美令人无法喘息，琴音之美妙奇特，实记不胜记。在在这段中叙述了女子弹琴的出神入化，而其摹写琴音之各种变化，以“巧构形似”来形容还无法尽意。
在第四段中，开始是形容琴音的各种变化，舒缓雅丽之琴音，大小得宜，清和条畅，参差有致。优美婉转有序，委而自得，琴音有时乘空而高翔，其声如离鶗悲鸣清池，又如游鸿飞翔于层崖之上。在文章中以写 鸿的毛文手之美，兼喻琴音之美。接下来叙述了四种不同之指法弹出纠缠相激之音声，疾徐中节，微音迅速消逝。弹琴女子明静聪察，与优美之琴音相得益彰。琴音在远近有不同之感觉，多彩多姿。
第五段叙述初春之时，若合时之丽服，与友明游山玩水、赋诗弹琴之趣。
第六段开始，叙述华堂置酒听曲之宴会，演奏南荆、西秦、陵阳、巴人等乐曲，正变相杂，听者惊奇。而诸乐器以琴之功能最佳，非笙龠等可与匹放也。接着谈到了琴所宜奏之曲，上自广陵，止息等，下至蔡氏五曲等俗谣及承乏所奏之杂曲，皆有足观者。琴曲虽多，苟非旷远、渊静、放达之士，实无法与之周旋居处而悟琴苗之妙。苟非至精之人，亦无法究明琴音之理。嵇康在这里提到的旷远、渊拜等之士，是嵇康心目中之理想人物，也是当时名士之典型，嵇康在此的几句话，是有自喻的成份。
第七段则是详论琴的体势风声及其感人动物之深。琴身各部调和，故声调高越。琴弦张紧，故声音响亮。弦间距离远，故发声短促。琴弦长故有泛音。由于琴有洁静端理之性，和平之至德，故能感动人心，导引人情。文章列举伯夷、颜回、比干、尾生、惠施、万石等，皆谈琴声之感化而完咸其廉、仁、忠、信、辩结、讷慎之德行。琴合于大逆以理万物，可终日用之也。在这段中，嵇康主张音声本身并无哀乐之情，例如先有康乐之心，则闻琴声而欢愉，哀乐是在乎人心之固有，并不是声音本身有哀乐。最后一段，赞美琴为乐器中之最珍贵的。弹琴时，金石匏竹诸乐器皆摒弃不用，善讴之王豹不敢出声，善非辨五味的狄牙丧失了辨味能力，天吴、王乔等神仙亦因闻琴音而从深渊跃出，云中坠落。赞美琴器之可贵，并兼叙作赋之动机。
在结束的“乱”段，咏叹和悦之琴德，无法探其深广。其体则清明，其心则旷远。其高邈实难企及也。优良之质性，得遇今世之美手，何其幸也。琴具备各种音质，为群乐之首，惜知音则少，不知珍惜，唯有至人能深究雅琴之理也。
嵇康在《琴赋》中从琴器之用材、至巧匠之制琴，琴的外在文余刻绘、琴的演奏情状、琴曲的音乐发展，风格特色，以及琴曲之美感等，多方面地描述了琴整体之美，包括了琴的审美主体之形成、琴之美感功能、琴器自身之构造美等等，这种整体多元之美学界定，是从老庄之自然哲学所发展出来的琴美学，是由琴的审美活动来宣扬人的独立、自由之本质。不同于阮籍的《乐论》的琴观，可以说中国琴学理论离开了审美艺术的史前期，而迈向了审美与艺术的新的里程埤，从政治、宗教与伦理的附庸地位静脱出来，走向审美与艺术的自觉之路。